官员的利益、中产阶级的商业利益和君主对财政与行政目标的关切，一般来说都是促进法典编纂的因素，但它们并非仅有的因素。

与之迥异的是，当代中国法治建构是在强势国家主义主导下开始，并在整个过程中都受到国家权力的强势推进。……在古典理论看来，法律是由一定数量的相对稳定的基本原则所决定的，因此它无法轻易适应一段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。

工具主义对‘绝对的先天反感使得人们不只是拒绝不恰当的一般性，而是拒绝所有的一般性。在我看来，这种普适的形式主义不可能成功地成为一种普遍性的法律叙述，但也要承认，它背后的驱动力量，让法律变得体系化和可预测的动力，是任何成功的法律系统所必需的一个面向。依法办事就无法办事依法行政就无法行政。但一旦出现人数增加、决策本身过于复杂化的时候，这些理想模式就难以有用武之地了。虽然这种‘思维类型帮助我们从不分青红皂白的保守主义中解脱出来，但有时也会退守到不具辨别力地藐视历史，有时还会孕育出相对怀疑主义。

尽管西方法治对其每一个法律字母的解释都有板有眼，但它经常充当着一种压迫和掠夺的工具，法治的扩张过程——具有讽刺意味的——充斥着不合法的因素。(43)也因此，规则主义常常被视为保守主义的代名词。今天，如果伊丽莎白女王驾车超速或者犯罪，她也要在英格兰的常规法 与生俱来的身份差别在英格兰的一切关系中均告阙如。

如果他们认为案件确须审判，便提出起诉书，正式进入审判（trial）程序。［22］这种法律体系的最重要成因是小岛效应：英格兰是个小国，可用同一部法律统管，它简直像是在召唤统一的立法。它们处理的是平衡或公平问题，而不是严格的法律问题。担任治安推事（magistracy）的是绅士阶层，同理，担任教区警官的是中间阶层，包括约曼、农人，以及大批工匠和小店主。

惟独英格兰人拒绝采用罗马法，特立独行地保存了他们的自由。如果你读到其他国家的专制暴政（tyranny），你发现当权者的意志和喜好取代了法律和理性，由于他们无端的恶感，人们未经审判就突然被毒死，或者被谋杀，那么，感谢上帝赐予我们的仁君以司法正义，使她［12］用上帝之善治理她的人民（令全世界歆羡不已），并通过这些法律带来和平与繁荣，而且，对任何滔天罪行都只用公正而平等的法律程序施以惩罚，即使某人犯下的是叛国罪（Crimen laesae majestatis），或是对她神圣陛下本人的叛逆罪，也不例外。

爱默生指出：他们的法律是一张由各种虚拟物织成的网络。及至18世纪，大多数欧陆国家的法律体系和社会体系又都立足于世袭的、与生俱来的身份差别了，或者借用托克维尔的一个精确类比——它们变成了种姓社会。而且，法律也是自信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。不过，尽管金钱可以买到更优良的法律服务，却在极大程度上买不到法律判决。

另一方面，英格兰人却又感到自由，所以赫伊津哈发现：英格兰的生活显得更随意，气氛显得更轻松，人民及其立法者也许都富于清教徒气质，但也都显得更无忧无虑。［28］ 最后，历史上的英格兰还有另一个平行的法律系统，即教会法（canon law）。艾伦·麦克法兰（Alan Macfarlane, 1941— ），英国历史学家、人类学家，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终身院士，英国皇家历史学会院士，皇家人类学会院士，英国科学院欧洲科学院院士。麦克法兰关注现代世界诸起源及特性之比较研究，研究对象覆盖西欧、喜马拉雅地区和日本等三大文化区域。

你一踏上英格兰的土地就会注意到它。此法处理普通法适用范围以外的某些问题，包括道德、罪愆（sin）［29］，以及一些纯属教会内部的案件。

17世纪初爱德华·科克爵士写道：世界上没有任何瑰宝比知识更可贵，没有任何知识比法律知识更适合君主和臣民共同学习，没有任何法律知识（我指人法［11］）比英格兰普通法对一切阶层和一切事因——包括财产、土地和生命——更必要。［50］ 七 至于维护秩序、防止犯君的英格兰警务，也和英格兰法律一样与众不同，而且向世人示范了一种分布式的、两厢情愿的体系（distributed and consensual system）。

总体说来，我们法国人忍受我们的政府，英格兰人却支持他们的政府。帕斯特·莫里茨（Pastor Moritz）曾将英格兰城镇与普鲁士城镇作对比：这里没有城墙，没有城门，没有岗哨，没有卫戍军。只有慵懒的习性，只有日日不断的盛装宴会，只有葡萄酒、麦芽酒、啤酒、杜松子酒，只有呼呼大睡。为了给财产提供最安全的依靠，英格兰制定了财产法，这些锁定财产权和转移财产权的条款，让一个傻瓜莫入的专业之中的最狡黠的头脑绞尽了脑汁。如果他们失职或串通犯罪，他们的顶头上司，即治安推事，可以教训他们。然而实际上，事情非常清楚：法律上平等的概念是13世纪以前在英格兰完完全全确立下来的，然后它首先被输入了美国，继而又被输入了法国和欧洲各地。

［66］在诺曼征服之后的英格兰，合法复仇权的消失殆尽，是君王‘专制（royal ‘tyranny）的表现之一［67］。你可以畅通无阻地穿越英格兰的城乡，仿佛是在穿越开阔无垠的大自然。

［7］ 二 同一性（uniformity）［8］和平等性在盎格鲁.撒克逊时期的法律中只是不明确的蕴涵，但是后来在11—13世纪打上了永久的印记。一方面，在法律、习惯和社交礼仪（social etiquette）三结合的管制下，英格兰人的一举一动都有精密的规范。

教区警官还经常被委以其他职责，包括征收钱款，用以修桥，或补充济贫储备（poor stock），此外还有不计其数的琐事，从修理本村的足枷（stocks）［53］，到援助那些路过本教区的执有乞讨许可证（with a permit to beg）的不幸者，都落入了他们的职责范围［54］。M. G. 史密斯指出，英格兰人之所以能够这样做，一部分原因在于罗马法和普通法的根本起点南辕北辙：英国法律允许……灵活的调节。

这个特点实在非同小可，因为法律和司法如同润滑油，使一个文明的所有部件能够顺利合作。贵族和平民，男人和女人，父母和子女，自由人和奴隶，永远都是不平等的。它给人的感觉和受到的待遇仿佛是国家的生命线另一方面，一个人的境界常有变化。

(36)陈来：《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国学流变与传统价值观》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，第26页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没有法律可以遵守，没有调整社会关系的义可以遵循，有时成为公民不守法的客观借口。

而当孔子得知弟子子路因救助溺水者而接受拜赠之牛时，高兴地说鲁人必拯溺者矣。运用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境界说分析公民守法可发现，公民守法呈现出不知法而合乎法逐私利而守法出于义(仁)而守法顺应理而守法等四个由低到高的层次，它们交错织成公民守法的实然与应然图景。

再次，揭示了情感信仰是固化法治思维的途径。他于做某事时，自觉其是做某事，此是自觉，此是觉。

综上，天地境界者知天事天乐天同天，顺应理世界观念而行，能够物物而不物于物，最终获得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，其行为(包括守法)可概括为顺应理而守法。第四，揭示了在法律缺失情况下义对全民守法的指导意义。人做某事，了解某事是怎样一回事，此是了解，此是解。⑩ 处于自然境界中的人，对法律没有觉解，出于顺习、顺性行事。

(46)郑英伟、孙成武：《新时代中国法治文化建设的问题与对策研究》，《思想政治教育研究》2018年第2期。都是‘为我底，都是‘自私底。

就此方面说，他的境界，似乎是一个混沌。致知就是增进觉解，用敬是致知之后的功夫。

有人认为，全民守法是一种口号、理想，违法犯罪的存在证明了其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实现。近年来，政府机构、社会组织日益认识到精神性奖励在激励公民守法、传播法治正能量方面的榜样示范作用。